最近看到梁衡在《报刊需要好文章》一文中的几句话：“许多东西，看过就忘，记不住，有的也不必要记。”“读者是检验报刊质量的权威。”（《出版广角》1999年2期）由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联想到梁衡所提倡的大散文，联想到许多报刊的千篇一律和淡乎寡味，不禁深有感慨。
梁衡的散文，题材种类很多。既有“名山大川”，也有“人杰鬼雄”。但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那些“大散文”，比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等。在这些以“大人物”为书写对象的文章里，梁衡第一不是滥情地歌功颂德，第二不是故做“独醒”地标新立异。他就从人们所熟知的一些基本事实入手，把文章的重点放在挖掘人物的心灵，探究历史的沉浮，思考文化的变迁上。
“为时，为事”而作的散文不一定就是好散文，我们对那些趋时应景，见风使舵的散文拥有很深的记忆。但是不应该为了反对风派散文，而把“为时，为事”的“弥足珍贵的传统”也一并丢掉。个人性情必须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相呼应，才能更有价值，更能传世。梁衡的散文不是那种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的“宏伟”型文体，他在写大人物的时候恰恰是从看去很小的个人性情出发的。比如他写瞿秋白，就紧紧抓住瞿秋白的书生气，他甚至说瞿秋白“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但正是在这些真诚的书生气中，凸现了瞿秋白的常人不可及的伟大之处。这里，是作者引发读者共同思考从个体弥漫到群体的“大性情”，它有具体的“时”和“事”，但又跨越了具体的“时”和“事”，它把政治和历史人情化，使读者沦肌浃髓地感受历史之河就在自己的身边缓缓流过。
90年代，国家有国家的大事大情大理，民众有民众的大事大情大理，可以写成大散文的题材数不胜数，从港澳回归，到国际风云，从下岗分流，到洪水肆虐，从社会治安，到体制改革。它们却被我们多数的散文家给忽略了。鲁迅先生当年是因为不准谈风云，所以佯做谈风月，实际上谈的还是风云，而当今的众多散文家则是自动躲避风云，惟恐错过风月。应该说，这实在有愧于我们的散文传统，有愧于我们的文化传统。
梁衡的笔下，也有风月。他的《壶口瀑布》写的不仅是水，你读着读着就会意识到，他是在写一种哲理，一种意境，一种人生的姿态，所谓“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挟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这是风月还是风云呢？是风月，也是风云。所谓大散文，就是能够打破风月和风云的界限，自由驰骋于物我之间的精彩文字。
造成遍地文章“假小空”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隔膜厌倦和心有余悸。然而政治本来就是生活的集中体现，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每时每刻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你的生活。所以说，排除了政治，实际上也是部分地排除了日常生活。梁衡在《没有胡子的列宁》一文中从婚礼等日常生活的角度写人们对列宁的敬仰，他没有人云亦云地批判什么偶像崇拜，故作清高地大讲什么文化专制，而是透辟地认识到：“一个领袖的形象，他只代表一种主义，一种信仰，这种主义和信仰又是经过反复的理论的升华和实践的检验之后留存并固定下来的，它和人物本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以这时的领袖形象也早不拘泥于人物形象，而是一种思想信仰的象征了。这不是将领袖神化，而是将主义形象化。这是任何一项大业，任何一个民族在进步中所必须的。”梁衡的这种深刻见解，既来自于他的政治胆识，更来自于他对生活本身的血肉体味。新婚夫妇到无名烈士墓前庄严地献上鲜花，这是政治专制吗？不，这是人民内心深处固有的政治激情的真诚流露，不能准确捕捉到这种真诚的激情，则无论大小，都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散文。
我们所呼唤的“大散文”并不一定是指要具有思想家的眼光，政治家的气魄，篇篇都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那种散文，而是指在人格境界上具有大气象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当前也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一方面少，另一方面又未能引起读书界足够的重视。“大散文”也可以谈小事件，但只要这个事件具有比较普遍的社会意义，那么就可以做到“观沧海于滴水”，它的效应同样应该是大的。梁衡的《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和《人杰鬼雄》几部散文集，既写了举世闻名的领袖人物，也写了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但他都能够以较深的历史感和开阔的现实感去看待人物命运，描摹人世沧桑，因此才在当今寥寥无几的“大散文”中显得鹤立鸡群。
可以相信，又一个大散文的春天已经播下了种，它将和我们的激情，和我们的梦想一道，开放在不远的辽阔田野。
